2016年5月8日晚18点30分，88038威尼斯“涉外法律人才培养基地实验班”教室迎来了国际经济法学会副会长、厦门大学88038威尼斯徐崇利教授，举办题为《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经济秩序的重构：“实力界定收益”基本逻辑之升级》的学术讲座。本次报告是88038威尼斯建校70周年哲学社会科学名家讲座的第10场（总第884场）。何志鹏教授主持了这场讲座，王彦志副教授、参加中国国际法学会2016年学术年会的部分学者和我校的相关同学参加了这次讲座。

    首先，徐崇利教授提出了问题，对于TPP、TTIP的存在和影响、特别是美国试图主导国际经济新规则的模式进行了探讨。进而，徐崇利教授提出核心的判断：自由主义的国际经济秩序是“实力界定收益”，是一种市场的逻辑，是传统国际经济秩序的表现。而当今这一逻辑正在进行升级和重构。

    徐崇利教授主要从历史发展的脉络来分析“实力界定收益”这一逻辑、国际经济秩序的发展方向。

    从战后开始形成的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，是这一逻辑原始版的建立时期。美国作为世界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，相比实力受到重创的欧洲国家，接受了美国界定的秩序。欧洲认为这一秩序的未来“看涨”，所以主旨上接受了该秩序，不过还是有保留，也就是鲁吉所称的“内嵌式自由主义”，避免国际经济自由化冲击各国国内社会、经济政策的自主性。所以，“实力界定收益”基本逻辑的原始版就是“单一性经济实力界定收益”。

    上个世纪50-80年代，该秩序受到挑战，发展中国家的斗争目标是“以权威为导向的体制”替代“以市场为导向的体制”，也就是用有形之手来分配收益。问题是，当时很弱的欧洲国家为什么能接受？同样很弱的发展中国家为什么选择对抗？其主要问题是收益预期不同，它们“看跌”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，提出了“依附论”。实际效果是，发展中国家获得一些“特殊与差别待遇”（如普惠制），但这仅仅是例外安排，无伤“实力界定收益”逻辑的大体。

    上个世纪90年代到2008年，“实力界定收益”逻辑进入回归期，国际经济新秩序也就因而退潮。部分发展中国家，如中国等金砖国家迅速崛起，这些国家对于“实力界定收益”逻辑也是看涨的，所以认可了这一逻辑。美国等发达国家也没有偏离“实力界定收益”逻辑。因为发达国家经济实力相当强，所以在这个逻辑中获得的绝对收益非常大。由此，即使相对收益减小，仍未威胁到美国在这一秩序中的主导地位。

    后金融危机时代，经济实力出现了“南升北降”的趋势，新兴国家越来越强大，发达国家相对衰落，所以“实力界定收益”逻辑陷入困境，发达国家对于国际经济秩序的主控权、主导权受到威胁。按照这样的趋势，中国会在这一逻辑下增强，所以发达国家会选择扭曲和择用两个方式。发达国家不愿意赋予发展中国家预期的收益，比如IMF的改革方案，投票权赋予中国的是偏少的，没有完全按照这个逻辑来，发达国家多吃多占，克扣发展中国家的份额。碎裂则是选择性使用，发达国家仅在其占据优势的领域继续推进自由化，例如TPP、TTIP这种区域层面的自由化，和服务贸易领域的自由化，如《国际服务贸易协定》（TISA）。对此，新兴国家以相同之道加以对冲。例如，中国的区域性安排，RCEP，局域性的安排，如亚投行。也就是说，这种方式遇到两个困难，遭到了发展中国家的整体抵制，包括对贸易、投资转移效应的消解；发达国家也存在国内的反对力量，并涉及补偿对相关产业的冲击。

    “实力界定收益”逻辑的升级版：脱嵌与扩容。脱嵌，意味着在原来那些仅仅针对边界措施的观念和做法，延伸到了国内的事务。包括对于环境、劳工、商业贿赂、监管一致性、竞争政策、透明度、国有企业改革等国内治理位域内的新规则。这样就从与贸易有关，到了国内综合性治理标准。扩容，就意味着经济自由化的位域延伸到国内经济、社会、行政等治理标准，体现国家的软实力。将权力的外延从原来仅仅限于经济硬实力，扩大到体现社会、经济、行政等“良治”“最佳实践”等。由此，削弱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竞争力。

    这种升级有两个步骤，第一部是在局部“先行先试”，如前述的TPP、TTIP、TISA，第二步则要推向全球。由于纯粹的市场逻辑，“平整的游戏场地”使得发展中国家强大；现在发达国家初步努力，试图使此变得凹凸不平或者条块分割。进而，试图使国际经济秩序彻底脱嵌，“从边界措施”升级到“边界内措施”，形成一个新的游戏场地。奥巴马数次提出，“不能让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书写国际贸易规则”；与之相对，中国则推行“降级版”，现在，中国最大的软肋是国有企业的问题。为了达到目的，需要“让利”给发展中国家，以便在与发达国家的博弈中“止损”。

    徐崇利教授以强大的理论逻辑的力量阐述了自己的观点，赢得了在场听众的叹服，也激起了很多同学踊跃的思考和系列的问题。在讲座结束之后，徐崇利教授回答了专家和同学提出的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