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6年5月7日晚18点30分，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曾令良先生在88038威尼斯涉外卓越法律人才培养基地教室做了《全球治理结构变革与中国的深度参与》的报告。本次报告是88038威尼斯建校70周年哲学社会科学名家讲座的第9场（总第883场），报告由何志鹏教授主持。

    曾令良教授认为，新的时代改变了过去国家垄断国际法的模式，也就是在国际法渊源领域有新的拓展，在国际法的执行方式上，突破了国际法规则遵守的国家自助方式。现代国际社会具有约束的文件，并不一定都在名字上就称为条约，有的时候，“宣言”也可能成为具有约束力的硬法。判断一项国际文件能否成为硬法，要看它是否具有明确的权利义务规定，也要看其形成的背景和过程。与此同时，在新的时代，国际法的价值取向也在提升，过去是国家利益，讲究和平共处，现在国际组织有着更高的要求。也就是国家之间的合作。在此种背景下，国际法呈现着集中化和碎片化的双重趋势。相对于国家主导时期，规制、遵守与执行机制、争端解决机制在集中化；而从国际规制的整体而言，责任然呈现碎片化的特征。国际社会进入了国际共同体时代、全球治理的时代，出现了一系列突出全人类共同利益的价值取向，如人权、民主、法治。

    曾令良教授指出，在当今世界，非国家行为体的参与逐渐增加，行为体多元化和角色的变化，国际法主体、全球治理行为体的类型更为复杂多样。在治理结构上，新的规制工具出现，例如国家保护责任下的遵守机制，强调三个支柱：（1）国家的保护义务；（2）各国的帮助义务；（3）在国家不愿、不能提供有效的保护，则国际社会集体行动。与此同时，人权条约也出现了多样化的遵守机制，例如专门委员会、报告、调查等机制；再如环境条约的遵守机制，包括缔约国自己启动、他国启动、秘书处启动等，在国际社会逐渐强化了促进遵约和违约处罚的措施，《联合国反腐败公约》即是一例。

    曾令良教授也强调，全球治理的变革存在着一些缺陷，例如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组成的缺陷、决策方式的缺陷、安理会决议的合宪性问题；保证全球金融稳定方面不足的问题；经济治理的缺陷，包括全球金融危机、贸易机制停滞不前、投资规则碎片化等问题；环境治理存在的的机构重叠、缺乏协调性，条约、机制众多但实施薄弱，实质义务严重分歧，多边框架公约 实施受阻等缺陷，还包括其他领域的全球治理受阻。

    这些就提出了变革的必要性，需要合理体现国际社会结构变化，促使现行国际规则和机制更加公正合理的需要，并且开创新的机制，以应对新的全球化挑战的需要。在变革的进程中，存在着方向的问题，例如，现有的规则适用于网络这一领域，还是应当新建一些体系。

   针对变化的必要性，曾令良教授提出了中国深度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契机和建议。当前，中国存在着诸多新情势：包括新政治大国地位巩固、经济大国地位的确定、法治打过目标的宣示、全球治理机制和事务的全面参与、话语权和投票权的提升、发展中国家的信赖和期盼等，在深度参与上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建议。

    曾令良教授的报告视野宏大，结构完整，体现了严谨学术态度和体系性的学术思维，受到了所有参与者的热烈欢迎，很多参加者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，曾令良教授予以深入而透彻的回答和解释。